收到耗子的短信——明天就要结婚了！六年的恋爱马拉松，终于要步入婚姻的殿堂！

祝福可爱的耗子，多年的坚持后，下定了决心能够和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一起面对未来！

愿温柔的耗子和她忠厚的丈夫永远甜蜜，永远幸福！

 

罪感文化和现代人生

《圣经》中记载，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从此人类获得了智慧和理性，也犯下了“原罪”。祖先犯下的过错由后代去承担，从此，罪恶就像一个隐秘而又不可剔除的刺，隐藏在人类心灵的最深处，在必要和不必要的时候发作出来，触动人们的心灵。

人生来并不是总要犯罪的。但是在人们的成长中，自身所固有的虚荣心、自卑感、自私、贪婪、傲慢等缺陷却不时引导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欲念，无论这些欲念是否牵制人们的行动，或者危及社会，当它们和人类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道德发生冲突，人们的内心就会不可抑制地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产生于人们的意识深处，在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不但积累，并成型为一种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尤其明显地体现在人们的宗教意识上。

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宣扬让人们远离罪恶的。如果无罪，又何必远离？因此可见，罪恶是一个普遍而潜在的瘤子，伴随着人们的出生而生长出来，在人们的成长中潜在着甚至时时发作，一直到人死才灰飞烟灭。

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中，罪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这个民族历史中，农奴制度占据了一个漫长而重要的历史时期。人们曾经长时间生活在压迫和专制之下，加上严酷的自然环境，在人们心中有一种压抑自我的心理。在这种压抑心理之下，人们常常会被迫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情，如压迫和被压迫等。在这种情况下，罪感在人们心里滋长着，形成了文化。这种心理和文化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都反映了出来。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尤为明显。

早期的托尔斯泰是不信任宗教的，他认为基督教教义其实是无稽之谈。可是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不但丰富，他对宗教的态度也越来越宽容，他觉得“在人民的宗教之中，谬误是和真理混杂在一起的”。托尔斯泰试图用宗教来解决人生的苦难和罪恶，这是否意味着在他心中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的冲突呢？

基督教义贯穿了托尔斯泰的很多作品。他最伟大的作品中，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如此。在这两部作品中，主人公复杂的内心都不可避免地挣扎于对所犯下过错的悔恨之中。安娜如此，聂赫留朵夫也是如此。在遭到抛弃后，安娜痛苦绝望；聂赫留朵夫试图以为玛丝诺娃脱罪的方式补偿自己的过错。这两种罪感，尤其以后者表现的尤其明显。

《复活》讲述的是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引诱了女仆玛丝诺娃，导致她怀孕而被赶出家门。玛丝诺娃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了自己的身体，后来被卷入一场官司。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见到这位由于被自己引诱而堕落的女子，深感良心谴责。为了偿付自己的罪过，他为玛丝诺娃奔走申冤，又陪着她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的行为感动了玛丝诺娃。故事的最后结果是，为了维护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玛丝诺娃嫁给了一名“革命者”。两人的心灵重新获得安宁。

所谓“复活”，在这里我理解为罪恶的复活，赎罪感的复活以及通过主人公的觉醒而达到的心灵的复活。故事开始与聂赫留朵夫不道德的引诱。这是“死亡”的开端，也是罪恶的开端。正这一开头的罪造成了玛丝诺娃一生的坎坷和聂赫留朵夫心灵的不安。小说围绕的是去除这一罪孽展开的。至始至终，聂赫留朵夫和玛丝诺娃都没有逃脱罪的纠缠。罪联系了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罪搅乱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不得不用尽一切办法去补偿这个罪。

托尔斯泰对玛丝诺娃是同情的，对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也没有太多的指责。在他看来，聂赫留朵夫犯下的罪以及玛丝诺娃的遭遇并不是个人的错，更是专制的社会所造成的。罪恶是普遍存在的。他重视的是洗去罪恶。他写道，“他祷告，求上帝帮助他，到他心中来，洗净他……”。

托尔斯泰借助上帝之手去抹掉罪恶，他的心中是否也充斥着罪恶感呢？我想是的。《复活》反映了托尔斯泰的宗教道德理想，他认为自己犯下的罪过必然要由自己去补偿，才能换得心灵的平静。他笔下的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想法呢？玛丝诺娃的悲剧是由聂赫留朵夫的冲动直接造成的，更是由那个充满罪恶的社会间接造成的。托尔斯泰反对这样一个社会，可他却无可奈何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甚至在环境的驱使下，也不得不去犯下一些不可避免的“罪”。长此以往，托尔斯泰的心灵是矛盾的，犯罪和赎罪在他心中激烈冲撞着。

所谓罪恶，实在是种千古不变的病毒。几千年了，还盘踞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托尔斯泰的罪恶感在于他无法改变社会，无法摆脱专制、剥削和压抑；现代人生的罪恶感却来源于激烈的竞争和为了更好的生活。前者是为了劳苦大众，可是后者却是因为一己私欲。 

昆德拉和他的生命之轻

­——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有感

 

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

 

       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这两个问题我们至今仍然不能完全找到答案。轻和重，两个对立的极端。一个沉没在生命天平的一头，另一个则在另一端高高扬起。重的一端被压着生活、责任、道德等沉重的而又不得不承受的砝码，它们是生命的度量衡。而轻的一端抛开了所有的一切，没有重量，空空如也。

      如何看待生命中的轻和重是一个我们难以诠释的问题。我们不能抛开压抑着我们的一个个沉重的包袱，生活、责任、道德、地位……；我们努力的去达到用以衡量我们生命价值的一切标准，追求着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可是到头来，我们却发现我们在这些包袱的压抑下，变的难以呼吸，于是我们又希望能够抛开这一切，强烈地渴望着生命中之轻。

当生命中的轻到来时，我们没有任何的束缚，我们的肩头不再是沉甸甸的了，我们感到生命中前所未有的解脱后的轻松。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来看看米兰·昆德拉和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吧。

故事发生在1968年——1978年前后。男主人翁托马斯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在一次去小镇会诊时，认识了做餐厅女招待的特丽莎，并与特丽莎相爱、结婚。在认识特丽莎之前，托马斯的世界里无所谓责任。他与多个女人有性关系，但和她们之间的感情都仅限于肉体上的所谓的“性友谊”。他有一个长期的情妇——萨宾娜。萨宾娜是一个画家。她性格叛逆，背叛着自己能够背叛的一切事物。正如作者所解释的，“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作为一个天生的叛逆者，萨宾娜认为，任何事物都比不上进入这种未知状态更诱人了。少年时代的她，强烈地渴望背叛自己清教徒式的父亲；进入了美术学院后，因为不能如她所愿的画画，她开始憎恶当局，在她看来，当局和她的父亲一样，总是限制她希望做的一切，于是她把形势看成是她想要背叛的另一个父亲。她不愿受到严格的限制，她不愿让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追求被压制，她要背叛！她不和她的同学一起参加那些所谓的热烈的游行；她嫁给了一个决不会被社会所认同的酒鬼。父亲去世后，她突然发现自己背叛多年的对象一下子变成了虚无。出于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她开始背叛自己的丈夫。她和丈夫离了婚。现在她所能背叛的只有她的国家。她拒绝接受苏联的理论，加入了反苏的一派人群中。后来，她认识了学者弗兰茨。和萨宾娜不一样，弗兰茨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认为民主、自由就是全部。如果不是萨宾娜，他的一生与背叛几乎沾不上边。从少年时代确定自己的生活圈子之后，弗兰茨的生活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但是，他的内心却隐约希望能打破这一切。叛逆的萨宾娜可以说是他的潜意识的一种体现，她的到来无疑为他的生活注入了新的热情与活力。他爱萨宾娜，希望拥有她。于是他尽力地向萨宾娜展示着自己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只可惜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弗兰茨所追求的恰好是萨宾娜所反叛的，二人对事物看法的迥异注定了他们永远也无法结合。弗兰茨所具有的忠诚在萨宾娜眼里是可鄙的，萨宾娜的背叛也同样是弗兰茨所不敢尝试的。弗兰茨有着萨宾娜一辈子也不会有的责任感——对国家、对家庭的。正因为如此，他不愿轻易离开自己的妻子，尽管他已经不再爱她。他也不敢为了赢得萨宾娜的赞赏而反叛自己的国家。弗兰茨的谨慎和萨宾娜的反叛是最鲜明的对比。最终，经过长久的考虑，弗兰茨决定为了爱情而背叛，萨宾娜却再一次选择了被判，离开了他，离开了爱情。

萨宾娜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追求生命中的轻松，她任性而执着地甩掉压抑在自己身上的一个个包袱——无论这些包袱中装着些什么，也无论这样做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一直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甩掉为止。与她相似的是托马斯。在认识特丽莎之前，托马斯也是奋力甩掉一切重负的人。他甩开了对妻子和儿子的责任，过着单身汉的自由生活。他有多个情人，可他从来不把她们当真。他和她们之间，只是一种无所谓道德和责任的 “性友谊”的关系。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托马斯过的是一种“轻”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托马斯认识了特丽莎为止。托马斯认为，特丽莎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到他床前的孩子。也正是因为如此，托马斯不得不捞起她，对她负责。托马斯与特丽莎结了婚。婚后的托马斯依然摆脱不了和其他女人的“性友谊”关系。特丽莎和托马斯不同，她是一个极其注重忠诚的人。在与托马斯的爱情中，特丽莎看重的更多是肉体的爱。她极力的要求托马斯肉体上的忠诚，并希望能够以此达到二人精神上的统一。比起托马斯，特丽莎的生活沉重的多。她热切地关心时局的变化，在苏军占领布拉格时，托马斯显得十分冷漠，而特丽莎却满怀热忱地为反抗侵略者而战斗。随着时局的变化，托马斯被卷入一桩政治斗争中，并成为了牺牲品。托马斯失去了外科医生的职位，成了一名擦窗工，迫于生活，特丽莎也成了酒吧女招待。尽管一再退让，政治上的斗争仍然没有离开他们，于是他们回归田园，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从此，托马斯告别了他的“性友谊”生活和政治上的斗争，而特丽莎的生活里再也没有托马斯的不忠的困扰。他们的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可是这种“轻”似乎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作者安排二人因翻车事故死亡。

我们不得不承认昆德拉是一位伟大的大师。他用敏锐的视角观察和独特的笔调描绘和我们探讨了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极——轻和重——的问题。昆德拉认为，特丽莎和弗兰茨所选择的是生命中的“重”。他们的生活是被动的，充满了媚俗。什么是媚俗，昆德拉是这样定义的，媚俗（Kitsch）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它这个范围的一切”。昆德拉是非常反感极权主义的。他所说的“媚俗”，体现在小说中，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特丽莎和弗兰茨对于当局是充满恐惧因此而非常顺从的。他们的行动，如特丽莎拿着相机在被苏军占领的大街上拍摄和弗兰茨为了“民主”、“自由”的游行，在昆德拉看来都是一种“媚俗”的表现。他认为，媚俗的真实作用是“一道为掩盖死亡而关起来的屏幕”，“在媚俗作态的王国里，心灵的专政是最高的统治”，而极权统治的作用是清除掉生活中“一切侵犯媚俗的东西”。媚俗是一种低级的趣味。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人们对社会、政治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人们不得不按照社会的规范去实践它，因为它的压迫，人们的生命才有了重负。而选择了“轻”的托马斯和萨宾娜所体现的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轻”意味着背叛和遗忘。托马斯对妻子和儿子的态度，对特丽莎肉体上的不忠以及对当局的不屈以及萨宾娜对父亲、丈夫、国家和对弗兰茨爱情的反叛都是“轻”的表现。在托马斯的一生中，经历了“轻”——“重”——“轻”三个阶段。认识特丽莎之前，托马斯的生活轻的不能再轻。当他决定对特丽莎负责任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沉重。他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欲望以实现对特丽莎的忠诚，当他身处苏黎世，又不得不考虑到特丽莎而放弃舒适的工作和生活。可是无论是“轻”还是“重”都不是托马斯可以承受的，对特丽莎的爱和责任让他感到窒息，对当局的反叛带来的一系列迫害的生活让他倍受重创。于是他选择了回归田园，生活又开始了“轻”。可惜，托马斯的死证明即使是“轻”也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

昆德拉的眼光是独特的。而他也是充满矛盾的。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去如何选择。他并不赞成人类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系列标准。他怀疑“重”的价值。可是另一方面他看出在这个一切都有一定规范的世界里，“轻”的实现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于生存所需要的“重”和理想中的“轻”，他难以做出选择。无论是“重”还是“轻”都是艰难的。选择了“重”，我们注定要落入一个“媚俗”的套子中，从此,我们的肩头将会被一系列难以承受的重负所压抑着难以呼吸。选择了“轻”，我们成了叛逆者，陷入了一个不被世人所接受的境界，注定难以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到底是“轻”还是“重”，我们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他只告诉我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被赋予了和“重”一样的地位，它们都是不能承受的。

Run Lola Run赏析

 “游戏之后也就是进行游戏之前。”

——Ｓ·荷伯格

《罗拉快跑》这部1998年德国片可谓是一部低成本、高制作的电影。出人意料的故事布局，动感的节奏使这部影片大获成功。

一．叙事

《罗拉快跑》讲述的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罗拉的男朋友曼尼打来电话说自己丢了10万马克的黑钱，如果20分钟内不还钱的话，就会没命。曼尼哭着请求罗拉筹钱救救自己。为了爱情，罗拉开始了快跑。

 所谓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导演汤姆·提克威对此也不能够免俗。爱情既是贯穿着整个故事的线索，也是支撑故事的力量。为了拯救爱人，罗拉拼命地向前跑。她的第一站是银行，因为父亲是银行的老板，只有父亲才能给她所需要的10马克。罗拉的奔跑还是白费了，父亲并没有给她钱。罗拉感到失望、无助，可是想到曼尼，罗拉勇敢地向他们约定的地点跑去。罗拉毕竟晚来了一分钟，曼尼拿着枪走进了超市。罗拉成了曼尼的帮凶。当他们抢到钱冲出超市时，警察包围了他们，罗拉被走火的枪击中，缓缓倒下。罗拉不想死。在这里，导演安排了一个很奇妙的转换。从罗拉的眼睛里，我们回到了一个原始的世界。一片红光中，罗拉和曼尼赤身露体地躺在一起，讨论着爱的问题。罗拉询问曼尼是否爱自己，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得到爱情的罗拉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向往。于是，镜头从罗拉的眼睛中切换回来，时光倒流到故事的开头，罗拉扔下电话，开始了快跑。由于楼梯上恶狗的阻拦，这一次的快跑比前一次晚了数秒，正是这几秒钟的差别，造就了另一个结局。罗拉还是没有从父亲那里要到钱。走投无路的罗拉用枪指住了父亲，要挟父亲交出10万马克。凑齐了钱，罗拉迅速地向约定的地点奔去。这一次，她成功了，在最后一分钟叫住了曼尼。可悲剧也在这一刻发生了。曼尼被飞驰来的车撞到。镜头又一次切换到那个红色的世界中，曼尼追问罗拉是否会爱上别的人。镜头又拉回来，时光再一次倒转，回到了开头。罗拉的第三次快跑开始。这一次的快跑的时间比之上两次前提了片刻。因为罗拉在跑下楼梯时跨过了路障——恶狗。时间提前，梅耶叔叔没有撞到白色轿车，于是，当罗拉跑到银行，看到的只是父亲离去的背影。罗拉又开始了快跑。她追问自己，难道要一直跑下去吗？这一次的结局是戏剧化的。上帝让罗拉看见了赌场。与此同时，曼尼也发现那个拾到钱的流浪汉。罗拉带着赢来的钱来到了约定地点，而曼尼也拿到了10万马克。第三次奔跑换来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一咏三叹，汤姆在叙事中采取了以一个开头引出多个结局的方法，故事的三个发展彼此平行却又互相联系，结构紧凑，扣人心弦。同样的开头，仅仅是时间的误差造成了不同的结果。三次时间误差扭转了罗拉和曼尼命运，也改变了周围人的命运。推车妇人从第一次奔跑时偷来的孩子被没收到第二次的中头奖成为富人再到第三次皈依宗教，偷车男孩从被打、入院、结婚到流浪街头……每一个人在这三次的奔跑的时差中都获得了不同的命运。出人意料的叙事结构十分富有创意。导演以超现实的手法，抹去了每一次不理想的结果，将时光倒流到故事的开端，让故事重新进行，直到得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结局为止。理想化的手段得到一个理想化的结局，满足了观众的心理。

二．影像

在我看来，影片的影像处理使恰到好处的。

1．镜头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拍摄过程中，镜头是处于不断运动的。这和表达影片的主题——罗拉的奔跑——是分不开的。为了体现罗拉奔跑造成的视觉感受，整个影片的镜头是用非支架拍摄来追随罗拉作跟移运动，影像不稳且不断晃动，既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也使得观众产生了一种随着罗拉的奔跑而奔跑的感情。

2．造型

在罗拉的造型上，导演的选择是将她塑造成为一个动画世界中走出的人物。片头字幕中和每次罗拉跑过母亲房门时候转换出的动画镜头里，罗拉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卡通世界中的女英雄，动感十足。在这里，纷繁快速的影像在我们看来犹如一出精彩激烈的闯关游戏。导演高超的技巧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动感强劲的世界。

3．色彩

无可否认，红色是这部影片的基本色调，红色的电话，红色的救护车，偏红色的街道……红色既是紧张急促的节拍，勇敢的力量，也是原始的色彩。故事开始，电话铃响起，从红色的电话中，我们知道了事情的起因，故事在一片快速的节奏中展开。女主人公火红的头发象征着热情和活力。罗拉拥有顽强的力量支撑着她为解救爱人不停地奔跑。此外，在每一次作结局到开头的切换时，导演先让镜头缓慢下摇，深入到一片血液般的红色中，在一片红光中，罗拉和曼尼讨论着爱情的话题。原始的颜色，原始的话题，观众不由产生了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于是一切回到了起点，故事重新展开。

三．声音

动感的影片配上动感的声音效果几乎是一条公理。这部影片也不例外。我认为，这部影片声音的最难忘的地方有两处。一是罗拉的三次尖叫，二是抢劫超市成功之后抒情的音乐。

1．尖叫的力量

罗拉的第一次尖叫是在故事开始。曼尼喋喋不休让罗拉为自己筹钱，罗拉忍无可忍，大叫一声，玻璃器皿破裂；第二次是父亲拒绝借钱后的大叫，巨大的声响震碎了挂钟；第三次是在赌场赌钱时的大叫，伴随着罗盘飞速的转动，罗拉赢取了10万马克。罗拉的尖叫对周围物品有巨大的破坏力。这是罗拉的三次释放，既是力量的释放，也是内心压抑的释放。罗拉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不能仅仅阐释为特异功能，更可以说是罗拉人格的力量。罗拉坚毅、勇敢，对爱情执着且不屈不挠。这种力量是能够摧毁一切障碍的。在这里，导演是用富于破坏力的声音来表现的。紧张、逼迫的情绪压抑着罗拉的内心。借钱失败意味着男友失去生命，赌场上奋力一搏又包涵了太多的未知数，罗拉不由自主地纵声大叫，用这种摧毁一切的力量来尽情地发泄着内心的苦闷。

2．抒情的音乐

当罗拉和曼尼洗劫了超市后，手牵着手跑到了大街上。导演用慢镜头处理并配上了一段柔美的女声抒情音乐。这既和紧张的气氛，也和整个影片急促且强劲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逃亡的张皇在这里被抒情女声音乐渲染成了一种轻快的气氛。一切仿佛只是一场游戏，仿佛这场逃亡只是游戏结束后无比愉悦的纵情奔跑而已。在罗拉心目中，抢劫得来的10万马克能够挽救爱人的性命的事实是高于一切的快乐。罗拉心中充满了喜悦，追捕、逃亡，一切都不在话下了。音乐是罗拉心情的写照。

四．剪辑

再来看镜头的剪辑。这里的剪辑风格无疑是快速和变幻的。为了使影片更富于真实感，故事从发展到结束要求限制在短短的20分钟里，而每一次的20分钟内人物行动的差别又造成了结局的不同。围绕着这样的主题，镜头被压缩，人物行动加快，罗拉的使命在20分钟里得到完成。每一次奔跑时，导演用了现实和时间隧道交错，静态画面持续叠加的方式来体现人物命运的改变。这种手法在影片主题表达上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游戏之后也就是进行游戏之前。”这就是《罗拉快跑》的风格。整个影片的结构是环形的。一个结果并不代表整个故事的结局，而是引出另一个故事的开端。三个故事既是平行发展，又是彼此相扣，形成了影片独具一格的魅力。